洛阳的夏夜不见清凉，蝉声压着热浪，风过竹影，却带来的是压抑。会节园本是大臣张全义的私宅，亭台掩映、荷香满池。911年夏天，后梁太祖朱温带病来此“避暑”，十余日不出园门。园门一关，风景便成了权力的背景板，一场令人不敢正视的羞辱，从屋檐下的阴影里悄然铺开。史书说得冷静：“全义妻女皆迫淫之。”写得如此直白，是因为笔者知道，任何修饰都徒增讽刺。
礼法在这里首先败退。朱温并不掩饰他对伦常的蔑视，甚至以此为权力的表演。张皇后死后，他索性不再立后，后宫空位反倒成了欲望的口袋。《新五代史》冷冷记下他“诸子在外，常召其妇入侍”，还点名郢王之妻张氏、康王之妻杜氏皆在“侍疾”名目下被召进宫。家法既可玩弄，臣僚之家自更不在话下。所谓“君纲”，在这位帝王那里只是让别人无从辩白的工具。
把会节园的门槛再抬高一些这十天并非偶发事件，而是一个长期习惯的延长——朱温以侮辱近臣来检验恐惧是否足量。张全义作为河南重臣，权位显赫，越是支柱，越要被敲打。若换个统治者，避暑应是恩典；到了他手里，就成了“君临”的活教材。皇帝住在臣下宅邸十余日，烈日不如人心焦灼，园中每一步都像踩在薄冰上。张全义的选择，是装聋作哑。他的“听而不闻”，不是性情，而是算计。他明白，拒绝意味着灭门，沉默或许换来延续。史家给他留下两个字：“能忍”。看似淡然，实则沉重。
展开剩余82%张全义为何“能忍”，与他的出身与仕途密不可分。此人并非科第出身，早年随黄巢起事，后降朱温，方得以为河南节度使。节度使这一官职，源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强藩坐大的产物，兼有军政大权。到了五代，藩镇割据之风未绝，节度使不仅是边地军头，还是地方财权、兵权的总阀门。张全义能从叛军队伍折返，得朱温倚重，本就知道自己的根脚不稳。他的位置来得快，失去也会更快，于是用低姿态维持“可信”。会节园里，他的不作为，正是“可控”的信号。
后梁的建立，也是一种“合法性”焦虑的注脚。907年，朱温逼唐哀帝禅让，自立为帝，史称后梁太祖。所谓“禅让”，在东汉以来屡被强人借用为夺位的遮羞布——名为让位，实为强取。朱温一路从黄巢余部杀上来，功名是血洗出来的。他的属下对他更多是畏惧而非景仰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这位君王多疑而狠辣，杀伐决断时不留余地。对这种人格而言，淫乱并非私人之恶，而是权术的一部分：杀是威慑，辱是控制，两者相互生发。
将张全义的隐忍放在更大的比较框架里，会更清楚它是乱世的一种策略，而非单个性格的怪状。宋初的赵普以谨慎著称，伏低做稳，遂得太祖太宗信任；汉末的刘表宽和，却被视为缺乏决断，任人牵制。张全义介于两者之间：治理河南有手腕，但不与强权相抵触。他的“忍”，不是为了日后翻盘，而是为了活着维持秩序的残片。这一层，常被后人忽略：不是每个“忍辱负重”都通向“卧薪尝胆”的戏剧性反转，更多时候，只是把家族从断崖边拉回半步。
以制度为底色，才能看懂人物的求存之道。五代十国的政权，靠的是军功与夺取，不靠文治礼乐。节度使和枢密使握着军政命脉，皇帝怕将，臣也怕君。张全义这样的地方重臣，手里有兵，朱温亦不放心。于是“君恩”常以“临幸”的怪态出现——既给你宠信，又要时时提醒你谁才是主宰。会节园事件，是这套制度逻辑的一次生动操作：在臣家办私事，借“避暑”之名，把礼法碾得粉碎。
史书对这些不堪的记录，采取的是冷笔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》中写朱温，少写功业，多记恶行，笔法尖锐，意在存史以示戒。《旧五代史》《资治通鉴》更是简要而冷酷，把“诸子在外，常召其妇入侍”这样的话直陈在纸面，让后人读来不寒而栗。“能忍”三个字给张全义盖棺，却不加正面褒扬，因为史家看重的是“礼”。他们在冷静叙述中隐含评判：礼坏则国坏，“君恶”不仅是私人崩塌，更是政治溃烂。
朱温的恶名，并不只压在女性身上。他的残暴同样触目。《旧五代史》多处记载他杀戮无度，猜忌成性，连亲子亦不免猜忌与残酷的阴影。父子关系因此扭曲到极点。郢王朱友珪起事，弑父而立。一个荒淫儿媳、疑惧子嗣的父亲，死于亲生儿子之手，五代乱象在这一幕上收束成冷笑。从907年逼唐受禅，到912年被弑，不过四年光景，迅疾得令人恍惚。有人说是报应，史家却更像是在陈述一个政治学上的后果：以暴立权，必两端受敌；以辱驭下，必令骨肉离心。
如果把时间拨回到那十日里的洛阳，张全义如何面对？他当然知道“家门不幸”四字之沉重。可他也知，反抗意味着把河南的军政局面拱手交给另一个更不确定的局面。于是他选择沉默，继续在朱温麾下处理财政与军务，维持一方稳定。朱温见他“驯服”，不但没迁怒，反而更倚以为臂使。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交易：以个人尊严为筹码，换取家族与地方的续命。
此处可插一段小科普，解释为什么张全义的“忍”在当时被理解为“智”。五代之际，士族瓦解，门阀失势，取而代之的是军人集团与豪族新贵。评价标准从“礼义廉耻”滑向“能否控局”。“能忍”，在礼学者那里是羞字，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却被视作能持重、能避祸。张全义之后仍位高权重，正因他满足了强君对“可用臣子”的全部期待：不争权、不立派、不树威、能顶事。
与之对照的，是朱温对“家”的观念——他有家，但他只承认权力。张皇后死后不再立后，表面看是轻视礼制，实则是把后宫也纳入个人权力的私域，不容任何制度性牵制。儿媳入侍的丑闻，既是私德之败，也是他主动打破“父子—夫妇”秩序的一次政治宣示。父子失信，才有郢王朱友珪后来“夺位而立”的可能。乱世里，礼的裂口，总从最私密的地方撕开。
史官的笔法还暗含一个提醒：记录下这些细节，不是为了猎奇，而是为了追问制度失守的路线图。欧阳修等人偏重道德评判，后人往往读出“禽兽不如”的愤懑；但把《新五代史》《旧五代史》《资治通鉴》合在一起会发现它们也在描绘一种互相塑造的结构——强君以暴御下，臣子以忍自保，恶性循环最终引来骨肉相残。会节园在这条链上，既是一个插曲，也是一个注脚。
把视角再放宽一点，对比不同时代的“忍”。赵普的谨慎，是为了完成制度重建；刘表的宽厚，一度被历史解读为无力决断；张全义的“能忍”，则是纯粹的生存术。他没有“卧薪尝胆”的后半段，没有“雪耻”的戏码。五代不是讲戏剧性救赎的画布，它更像是一块被重压折皱的绸缎，缝缝补补，能遮一时风雨，已是万幸。读到这里，人难免生出一种复杂的情绪：赞叹他的稳重，又为他失去的尊严哀伤。
当朱温被朱友珪杀死，朝堂上许多人心底其实轻松了一瞬。并非他们忽然有了超脱的善恶判断，而是那位以杀与辱维持秩序的君王终于从肩上卸下。新政权依旧动荡，风浪并未消退，但至少，有些旧账得以结清。历史尚未为朱温翻案，无论是宋人，还是明清学者，几乎都将他列入“乱臣贼子”的行列。盖棺定论固然有其时代的道德尺度，然从政治效果他的结局确是自毁：以恐惧凝聚的政权，往往死于更深的恐惧。
回望会节园，所谓“避暑”的十天，是一块时代切片：一个无所畏惧的统治者，以私德的坍塌来强化公权的绝对；一个见多识广的地方重臣，以“能忍”维持家国的残存秩序。二者叠加，构成五代十国最真实的肌理。人们常说“礼失求诸野”，可在那样的夏夜，野与礼都无处可逃，只有权力在场。
若要从这段历史里抠出一点反思，也许是这样：当权力习惯通过羞辱来证明自身时，它已经开始腐烂；当臣子必须以沉默承担一切时，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尊严就被抵押。朱温从907年踏上一国之巅，到912年死于子手，不过四年，快得像一次回光返照。他的故事提醒人们，强力可以扫平疆场，却无法弥补私德的深坑；张全义的选择则告诉我们，乱世的坚韧常常没有英雄的光环，只有“活着”的意义。
历史的纸页合上，字却还在燃烧。会节园的竹影里，既有君王的放肆，也有臣子的隐忍。隔着千年去读，仍能感到那股热气，和从热气里生出的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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